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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国秘书长带头，要对五常“动手”，取消一票否决权是第一步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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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09月18日 14:33 1
Connor
在即将迎来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之际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站出来大呼改革安理会，直指五常的“一票否决权”！这不禁让人想起一句老话：制度一旦形成，利益就会根深蒂固。而现在，似乎连他也意识到，安理会的现状已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。古特雷斯明确表示：“当今安理会的组成已经与现代世界格局脱节，其架构停留在1945年的旧时代。”这一言论无疑给国际政治界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。
古特雷斯作为首位持续公开呼吁安理会改革的秘书长，不惜打破以往温和的协调者形象，选择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发声，显然并不是无缘无故。这背后的原因，既有外部形势的推动，也有内部治理困境的考量。举个明显的例子，俄乌冲突暴露了安理会的瘫痪状态。每当需要对俄罗斯进行谴责时，俄方代表总是毫不犹豫地挥舞否决权，导致安理会无所作为，仿佛变成了一个只会开会与争吵的“观众席”。同时，巴以冲突中，美俄互相否决对方提案的情景，更是让人对安理会的有效性产生质疑。
古特雷斯此次呼吁的核心，无疑是要限制五常在重大人道危机发生时的否决权使用。英法两国前期提出的提案，正是希望在面对种族灭绝、战争犯罪等情况时，要求五常慎用否决权。这一表面看似力求道德高度的倡议，实际上却隐藏着复杂的地缘政治算计。我们不得不问，二战后的大国政治到底转变了多少？
二战后的“一票否决权”赋予了五常特殊的权力与责任，它不仅是权利，也是大国之间的一种脆弱平衡。在冷战时期，即使美苏两国的对立达到白热化，安理会依然能够勉强运行，人们也因此认为否决权是确保国际安全的重要“安全阀”。然而，面对当前日益加剧的国际冲突，这一机制显得愈发苍白无力。
《联合国宪章》中的第108条规定，要修改安理会的结构，必须得到大会三分之二的支持并且五常一致同意。这就意味着，五常自愿放弃一票否决权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。为何会如此？因为这件事关乎五常自身的安全利益。美俄两国的长期敌对关系在此时变得微不足道，双方在维护否决权方面竟然步调一致。即便是中国，虽然在实际使用否决权的次数上相对克制，但从原则上说，也不会甘愿削弱这一重要权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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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促使古特雷斯不再沉默的，除了安理会无效运作的严峻现实，也包括他本身在联合国的存在感危机。普通民众发出的质疑声越来越清晰：“如果安理会连制止战争和屠杀都做不到，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”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古特雷斯需推动改革，以维护联合国的权威。即便是象征性的改变，如增设几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或建立“否决权说明机制”，对于提升联合国的形象也是必要的。
英法为什么明目张胆地提出限制否决权？表面上似乎是一种道义上的彰显，实则背后却隐含着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的企图。在冷战结束后，这两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不断下降，力量大不如前，通过道义上的行动来博取国际好感，成为了他们寻求“内外兼修”的策略。
历史教训告诉我们，任何对安理会的改革都将面临重重困难。不仅涉及到五常之间的权力重组，还涉及如何妥善解决新兴经济体诸如印度、日本、德国等国家进入常任席位的问题。这一系列复杂的外交博弈，让改革的进程更加扑朔迷离。
以中国为例，中国在安理会改革上的立场始终是明确的：支持必要的、合理的改革，但必须能够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效力，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。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，中国更是需要保持战略定力，使自身利益不受损害。
由此可以看出，古特雷斯的呼吁虽具象征意义，却远非能一蹴而就的实质改变。未来可能出现的，是某种有限度的改革，例如增设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或引入“否决权说明机制”。这样的调整虽然无法彻底解决问题，却至少能向外界传递出联合国仍在努力变革的信号。
总结来说，联合国的改革绝非一朝一夕之功。安理会的未来，既要反映现代全球政治的多元性，又不能动摇二战后大国间的微妙平衡。古特雷斯将这块烫手山芋抛到了五常面前，但“谁主沉浮”的最终决定权仍然在其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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